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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利川汪营清朝豪门世家的世纪变迁-利川老百姓


每个人的记忆,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;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,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,以至于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。
我的回忆逆江而上,从宜都进入清江(古称夷水),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――在那里有个小镇,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,唤作汪家营。
汪营傍河而建,几百户人家,多居于吊脚楼上。彩廊(阳台的土家称呼)下的水流,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,还细小得尚无名字。现在想来,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,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。然而,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,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。其中有个牟家,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,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。

很长时间以来,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;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,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,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。前几年回鄂省,大姐感伤但平静的对我说――幺叔去世了,在宜昌,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。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,内心如潮,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,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,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。
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?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,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,我深知,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。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,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,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。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,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,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。
其实,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,但我知道,在我们家人的心中,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。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,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,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。
幺叔姓牟,名鸿光,是汪营牟家的少爷,行六。他是牟家彝字辈的,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,他就要算是最高辈分的一代了。牟家不仅在汪营,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。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――号称高升堂牟家――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。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,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。可以想像,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,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。也因此,在北洋政府时代,临时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,亲自题匾为――惠及闾里。

要说幺叔,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――牟鸿勋。
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,向有“三老四少”一说,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。他比幺叔年长许多,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,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,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――共进会。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,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。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,清军戒严搜捕,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、刘、杨等志士抓捕。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,很快监斩了彭楚藩、刘复基和杨洪胜,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。(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,倘牟牺牲,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)坊间另外的说法是,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,对他向来赏识,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,故意笔下超生,为他留下生路。果然一日之后,首义成功,武昌光复,党人迎牟出狱,留任咨议局谋略。
但很快北洋出兵讨伐,南北战争爆发,革命形势危急。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《中华民国公报》,并亲任经理。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,在政局未稳的当时,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,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gitc。后谋略处改稽查部,牟为八大稽查之一。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,李四光为部长,牟出任副部长。袁世凯政府时代,牟为共和党提名,当选为众议员,并获授勋五位。
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,牟鸿勋潜回鄂西,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,蔡济民任司令,牟为副司令,而后来成为共党领袖的董必武,当时还只是蔡请来的靖国军秘书。
直奉战争之后,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,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,朴贤善曾先后获授文虎、嘉禾勋章。1928年,牟在多次拒绝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邀后,病逝于武昌。

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,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。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,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(下文要叙述);虽在偏远乡村,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,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。待他长成青年时,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,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。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,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,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,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。
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,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,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;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。
那时,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,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。而他长兄的儿子――牟秉钊,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,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,被蒋介石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――重庆号的舰长。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,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,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。蒋介石盛怒之下,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,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。
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,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,侄子遭逢兵变,被蒋介石免职,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。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,迎来了武汉的易帜。那时,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。
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,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,以病危相催。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,乞假归来省亲,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,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。
可以想像,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,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。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微策略,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白山云科技,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“罪名”。一个民国的高材生,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,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,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,且扣留在汪营,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“五类分子”生涯。

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。幺叔有两个孩子梅森素数,长子叫艺华栅栏密码,次女叫亚华。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,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,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。我则在童年,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,开始拜谒幺叔的。
土家族乡俗,怕孩子不好养大,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;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,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。
那时幺叔的所谓家,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;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,才不至于很快倾倒。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,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。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,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非常公民,分得了一间住房。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恋狱月狂病,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。
然而幺叔在当时,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,在他的歪斜楼下,摆一个门板,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,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。幺娘是先天风湿,腿脚萎缩行动不便,只能聊助家务。即便如此困顿修真田园生活,我记忆中的幺叔,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。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,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,缀满了补丁,但永远是干干净净,且在左上兜里,插着一支派克钢笔――这件衣服和这支笔,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。包含他花白的头发,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。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,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。
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,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养妖记,他狭窄的家里回魂夜国语,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他书籍。在我们饥渴的童年,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,指着一些旧日明星,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;仿佛一个白头宫女,在回忆天宝繁华――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。
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,也许是那时的身份,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。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,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。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,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。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,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。现在想来,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,即便失路潦倒了,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;哪怕江山板荡,铜驼荆棘,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。

似乎和古代一样,遥远京都的政争,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。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,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。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,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。在那一刻,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,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。
之后未久,又一道政令下达,为了备战备荒,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“五类分子”家庭第六度空间,要被驱赶下乡务农。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好事多磨吱吱,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,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。
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,最终又落户于哪里,在那段纷乱的童年,我已经记忆模糊。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,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。以后零星的记忆是,亚华姐嫁到了远方,艺华哥学当了乡村漆匠,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,描绘简朴的嫁装家具。艺华哥偶尔上街,会来我家小坐,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。母亲问寒问暖之后,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,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。
再以后,我生病了,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,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。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,蹒跚的出售一点蔬菜,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。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,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,最后回赠一点什物。
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,即使偶尔上街经过,也只在屋檐下驻脚小立,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。许多年之后,我才依稀懂得,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,如今人去楼空,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。

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,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。
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,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谢雨欣女儿,在凌乱的村舍外,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。虽然白屋空堂,倒也依山傍水,泉清石秀,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。
文质儒雅的幺叔,即使在风声鹤唳的年代,也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。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,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,种上一些兰菊芍药,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;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,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,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。
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,偶尔要经过他的村舍,我有时便取道小憩,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。在正午的阳光下,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,两张木椅,一杯清茶,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,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。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,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,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。他指着竹林说――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;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。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,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,在今天的我看来,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。
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,龙头丝弦,音色古朴。有时我去,会远远的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。他会一曲奏完,才抬眼和我平静地说――这是《听松》,或者说这是《空山鸟语》。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,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,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,原来是《良宵》《江河水》等等。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,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,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,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。

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米粒向前冲,隐约的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。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,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。
一天,我幼稚的问幺叔――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?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,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――人一辈子,原无所谓富贵贫贱,怎么样过,都是活法不同而已,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。生老病死,人皆同苦。――他沉吟片刻,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,继续说道――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,快乐并没有减少。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,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,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,却也别有滋味。人生在世,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,但若时时随遇而安,都能做到知足常乐啊。
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,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。我顺着他的手指,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,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,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,都这样转瞬云烟。归鸦背日,倦鸟投林,一头耕罢的老牛,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――多么简单的生存啊,在向晚的风中,竹叶飘潇于地,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,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。
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,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――当然,你还小,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。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,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,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。
但是,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,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。若干年过去之后,我才明白,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,使我从此根深蒂固的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;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,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,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。

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――一个太戏剧的家庭,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。
他的三哥的名字,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,于是只好姑隐其名。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,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,秘密加入了共产党。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,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,这,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。
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,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,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,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,配合攻打台湾。
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,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。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,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,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,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,总之,他在那一刻,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。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,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,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。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,再出来找到组织,作为功臣效命新政。
但是,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。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,相传要判处死刑。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,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,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。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,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,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,不禁大怒,总算还念旧日私情,通知地方刀下留人,但要作为自动脱党人员处理。惩罚者街机
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,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,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,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,利川外语教师缺乏,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,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,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。
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,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,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。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,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,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的侄儿――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――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。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,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,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。
他有两个儿子,应他之求,国家同意带走一个,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。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,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。
幺叔三哥的传奇,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。

80年代中期,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,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。
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,寻找我童年的老屋,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,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。
幺叔并未重操旧业,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,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。幺叔拉我进去喝茶,他说终于落实政策,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。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,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。
那时,幺娘已经谢世;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,亚华姐在平原,只有幺叔像个孤老,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明港吧,平静的生活着。
他依旧家无长物,衣饰朴素而整洁。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,都是他三哥转来的。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,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。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,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,怎么也无法想像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。
牟司令给他的信,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。两岸的隔离和沧桑,对幺叔而言,又岂止是恍同隔世。幺叔平淡的说,他现在衣食无忧,也无须他们的资助,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,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,依旧没有衰落,内心就非常幸福了。他还指着那老屋说,都快朽了,梁柱都被蛀空了,他就要把他卖了,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。
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,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。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挲,但是琴弦已断,蛇皮已破,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,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。
薄暮时分,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,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。相去四十年的生命,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,各怀一份感伤,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。而这,竟是我和他――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――的最后一面。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,死在了异乡。而汪营的牟家,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。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,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。